最近，很多学弟学妹都在问关于传播学知识的问题，表示艰难晦涩，很多理论自己理解不了，学长表示，这是初涉传播学时的自燃现象，所以不用担心，继续把《引论》看完。
要入门，首先要了解学科的发展脉络，今天我们就借助李彬老师的一篇文章《中国传播学，掠影三十年》，给大家展示一下，传播学时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的。
第一阶段：起源与发展
传播学开山：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张隆栋先生和复旦大学新闻系郑北渭先生为代表。
传播学追踪：早年曾经任教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张隆栋先生（1917—2009），1950年代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系刊《国际新闻界》时，就开始追踪传播研究。1960年代，翻译了内部发行的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1982年第2期，《国际新闻界》开始连载他的长文《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同时，郑北渭先生（1921—2012）也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内刊《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上接连撰文，评述传播学，与张隆栋先生俨然形成南北呼应之势。
传播学发展：原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苑子熙教授（1918—1992）、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李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主任张黎研究员等，均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第一代中国传播学者，为传播研究的起步做出首屈一指的贡献。
如张黎研究员参与翻译的埃默里父子《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名重一时，突破了既有的“新闻史”观念，提供了媒介与社会的开阔思路；李启教授参与翻译的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作为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传播学译著，一度几被奉为传播学的“圣经”。
第二阶段：全线出击
对外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编写的《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作为第一部传播学著述，收录了10篇文章和3篇附录，对国人了解这门学科及其来龙去脉厥功至伟。
普遍反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陈韵昭最先开设了传播学选修课，引起学界广泛兴趣和普遍反响，她的讲稿深入浅出，活泼生动，1981年《新闻大学》从创刊号开始，分七次连载这一"传学讲座"，一时洛阳纸贵。另外，她翻译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作为美国的通用教科书，内容通俗，讲解清楚，作者之一的坦卡德（James W. Tankard）是施拉姆的博士弟子。这部较《传播学概论》更加浅显的译著，出版后颇受读者青睐，对普及传播学知识，推动传播学研究作用显著。
畅销不衰：21世纪以来，郭镇之教授又组织翻译了此书第4版与第5版《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畅销不衰。
第三阶段：燎原之势
开设课程：大学相继开设传播学课程。
译著问世：一批传播学译著接连问世。其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祝建华（后赴美留学，现为香港城市大学教授）等译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颜建军等译的《大众传播通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张国良译的《大众传播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黄煜（后赴英留学，现为香港浸会大学教授）等译的批判学派力作《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等，至今仍为研习传播学的范本。
研究兴起：国人的传播研究及其著述全面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陈崇山及其《中国传播效果透视》（沈阳出版社，1989年），开实证研究之先河，一向为人所称道。第二代学者的成果中，有两部理论著作常被提及，一是居延安的第一部传播学专著《信息·沟通·传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一是戴元光、邵培仁、龚炜三位复旦出身的学者集体编撰的第一部传播学教材《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
第四阶段：方兴未艾
掀起热潮：1980年代，是个思想解放狂飙突进的时代，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热望与想象催生了知识界的"文化热"。当此时，多部丛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掀起一阵阵思想热潮，如"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蓦然回首"等。《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属于"蓦然回首"丛书。
创新研究：1988年，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美学博士学位的青年学子吴予敏（现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将传播学方法引入文化史研究"，出版了这部今天看来依然颇有启发的处女作。在这部传播学中国化著作里，他论述了古代中国的传播媒介、社会组织及其传播方式、政治传播、传播观念等，角度新颖，别开生面。在他看来："从communication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化，我认为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它可能切入到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微妙至深之处。"
第五阶段：学界激荡
冷静与反思：不言而喻，1980年代的政治风波对学界也造成波涌浪翻的激荡，新闻传播学更不例外。尘埃落定后，学界开始冷静反思，学风由此发生明显变化。如果说1980年代的学风堪称"热风吹雨洒江天"的话，那么1990年代的学风则转向"冷眼向洋看世界"了，传播学届也在酝酿着反思，第三代学者逐渐浮出水面。
利弊共存：第三代基本上都是"文革"后进入大学的，经过系统的学术培养，大多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有的曾在海外留学或访学，熟悉当代学术的状况及其趋势，更倾向于纯粹的学术探讨与理论建树。从积极方面看，这种姿态有助于传播学的学科化建设，加速走向世界的步伐；从消极方面看，弄不好也容易堕入象牙塔，从而与气象万千的社会生活与传播实践相隔膜。无论如何，随着新世纪来临，第三代传播学人已经历史性地肩负起承前启后的学术使命。
总体脉络梳理
第一代传播学人的贡献在于线上--开启一道门缝；
第二代传播学人的成就在于面上--使传播研究全面铺开；
第三代传播学人的作为在于点上--针对不同的侧重点深钻细研；
举例来说，北京大学留英博士赵斌教授对传播政治经济学颇有造诣，并结合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实践揭示了当代传播的深刻命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在实证研究方法以及舆论调查领域建树颇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卜卫研究员，以媒介与青少年问题的研究著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留日博士崔保国教授，对信息与信息社会的研究独树一帜；中国传媒大学留法博士陈卫星教授在批判性的欧陆传播领域多有创获，他的长文《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1998年在《国外社会科学》刊发并被《新华文摘》收录，等等。
随着第三代崛起，国际间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更加密集，南来北往、东进西出的"高僧"络绎于途，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传播研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990年代后，他们纷纷参与国内的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留下独特的思想印记与学术足迹。如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赵月枝，以中文版《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以及英文版Communication in China、Global Communications等著述，不仅提供了国际水准的学术思想、理论视野以及研究方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中国传播学"唯人马首是瞻"的取向。
